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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莫纪宏：《非典时期的非常法治：中国灾害法与紧急状态法一瞥》，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强调司法判决三段论式的逻辑形式，主要是为了保证能够合情合理地推导出具有说服力的司法结论，并通过对司法结论的说明与论证，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认知该结论是理性裁断的结晶而非为随意擅断的结果。如何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正是法学方法论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外部环境来看，西方法学界正在对法学方法论围攻，法学方法论本身所具有的基础与相关作用正备受质疑。[62]在我国法律颁布之后，很大一部分法学方法论成果就是围绕法律解释而展开的。[75]其二，司法三段论保障了司法的准确性。该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将法官司法拘束于司法三段论，使得传统学者认为法官创造性司法难具有可控性的内容能够在程序中得以控制，将法官的价值判断、利益衡量等主观性内容客观化，同时也使得裁判的结果在方法论上得以检验。其二，法律概念是清晰的。

[63]其三，学术发展阶段。[96][德]哈贝马斯：评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一书，载《哲学译丛》1986年第3期，第5页。(三)激励型法的法理学基础 1.激励型法的一般法特征。

随着激励型法被逐步发掘和研究，激励法学也将形成一门新兴学科。由此，那些能为人们带来利益刺激的法律，应当属于激励型法。法案的主要内容为：由政府资助的高校科研成果，所有权归高校，但高校应承担专利申请和技术转移的义务。权利不能超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因此，与其说激励的是人们的行为，不如说激励的是人们的心理动机透过不同的组合及其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法律的选择余地，尤其是手段和方式的选择范围。

例如关于不可视的风险·不安心的沟通、危险·风险·剩余风险、决定者·被（决定）影响者、风险非知·风险转换、规范·稀少性·风险、时间维度·社会维度等的类型化、模型化作业，奠定了风险法制的社会学研究的坚实基础。[5]参见莫纪宏：《非典时期的非常法治：中国灾害法与紧急状态法一瞥》，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另外一条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孰轻孰重应通过对决策和行动的各种风险的比较分析而进行判断。大气圈温室化效应、美国9·11恐怖事件、中国非典恐慌、次贷引起的世界金融危机，还有最近发生的日本3·11地震连锁灾祸，诸如此类的大量事例把社会风险的内在性、遍在性、关联性以及严重性不断显现出来，引起日益广泛的公众关注。

尤其应该注意到：现阶段的全球化、市场化是鼓励或者迫使人们进行各种有风险性的选择的，因而目前的中国社会不仅是风险广布，而且还具有很强的风险导向，这就很容易引起风险管理上的悖论，造成公共决策上的一系列两难困境，并且使得区别合法与非法的界限难以划清。[英]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等编著：《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赵延东、马缨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可以说，从系统到实践、从结构到过程，都属于风险社会的大势所趋。但一般而言，在决定的影响是可以感知的情况下，决定者如果无视风险，被决定影响者就会产生不安和不信。

【注释】 [1]关于风险社会的概念内容以及理论意义，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原著1986年出版），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另外，风险社会总是与危机、事故、损害相联系，经常遭遇紧急事态，使得例外反转成日常，从而在不同程度上迫使法制修正既定的路线。

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不得不以瞬息万变、相对化为前提来进行各种各样的判断和决策，不得不面对所谓有组织的不负责任[3]的局面。实际上，风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不可计测性却很难通过法律和政府举措来缩减，更不必说消除殆尽。

因此法律判断的本质已经有所改变，不得不把现象的盖然性与结果的严重性以及两者的相乘关系作为评估风险的标准，从而也就有必要进一步强调侵权行为制裁机制的创新，分别从无过错责任原则和保险技术等角度来考虑应对风险的方法，把分配公正的讨论重点从资源和财富的分割，转移到各种可能出现的危险和祸害以及决定权的适当分散上，通过权利话语以及维护权利的互动关系来进一步调动利害相关者个人在实施法律中的积极性。[4]季卫东：《依法的风险管理》，载李林主编：《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132页。应对紧急情况特别需要决断，往往会在仓促间难以顾及规范，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留下一块不法地带。在这个意义上，实体的正义实现到什么程度，将取决于法律职业的精神境界和学识水平。[6]但是，风险性的增大却使得对整体的责任所在的确定以及过错责任的追究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了。进人21世纪后，随着产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数码网络化程度的提高，风险性也在不断提高。

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就构成一个职业解释共同体。更具体地说，迄今为止的现代法学体系在追究行为的责任之际必须充分考虑到行为者的主观意志和客观控制能力，但风险社会出现之后，因果律的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不分青红皂白让所有人都分担损失或者无视各种情有可原的条件而对行为者严格追究后果责任，逐步成为司空见惯的处理方法。

所以关于依法治国的理论和制度设计不应该，也不可能回避日益凸显的风险问题。简言之，程序性标准包括调查与审议这两点，也不妨归结为决策前后的公众听证会模式。

以俄罗斯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为契机，从1980年晚期开始，风险社会[1]论迅速流行，并且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卫海：《紧急状态下的人权克减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

一换句话说，无论采取何种方法来防止风险，总会存有剩余风险，所以规范预期不得不相对化，不得不以风险vs.风险的状态为前提来考虑风险对策以及相关的制度设计。因此，在风险社会，学习型组织、学习型规范的地位和作用势必越来越彰显。为了依法应急，未雨绸缪的预防性制度安排以及保留事后对应急举措进行审查和纠正的机会就自然而然被提上议事日程。把程序规范与实体规范不断进行适当的重新组合，是法制应对风险的一个重要方式。

在通过实践进行学习和改进的试错过程中，怎样把差异和变化也充分反映到现存规范体系之中的程序，就成为法律维护和实现其作为规范的本质特征的决定性因素。那么能不能干脆采取无为而治的政治指针，把风险问题都统统付诸社会的私了或调解之类的自组织化原理呢？回答是：也不能。

也就是说，风险法制的研究更强调规范的预防功能和长期规划的理性，强调各种不同诉求、不同关系的调节，尊重个性和差异，而不搞简单的令行禁止一刀切。但要防止在多种组合中无所适从的事态，必须确立有针对性的评价性标准。

三、结语 总而言之，从风险性、复杂性、多元性的角度来展望21世纪的中国法学发展的前景，不仅有利于对法治范式创新的探讨以及改革举措的实效，而且有利于理解传统秩序的特色和深层原理—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法是始终把例外作为日常，归根结底是以紧急事态为前提来进行制度设计的，本来就与风险性的认识有着或多或少的内在关联，难以接纳一种所谓单纯的现代的规范框架。为了防止以偏概全的失误，还需要特别尊重少数意见和反对意见的表达自由，并使各种替代性方案能够有机会保留和重新考虑。

为此，需要把信息处理以及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导入立法和司法的领域，推动法社会学的、跨学科的甚至文理交叉的法学研究。See Ulrich Beck， A.Giddens and S.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正由于决策风险较大，有关职能部门似乎越来越倾向于不作为，责任承包制则进一步加强了逃避责任、转嫁责任的动机。[日]土方透、阿明·纳塞希编著：《风险—控制的悖论》，东京新泉社2002年版。

你还会看到，风险社会的出现也对法律学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中国既有的治理方式存在着这样的冲动或倾向：以一道简单的行政命令去打断以有风险的手段应对风险问题的循环，通过限制选择自由的方式来给社会以确定性和可计测性。

正是这种趋势迫使制度的设计者以及政府各职能部门不得不改变高高在上的姿态，不得不深入现场、深入群众，随时掌握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作出灵活机动的、适当的反应，并修正决策和执行中的偏差。面对社会的风险性和复杂性的法学理论应该尽量追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多样化、人与环境的和谐以及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7]As for the relational-contingent governance of corporation， see Masahiko Aoki， Toward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Cambridge， Mass.:MIT Press， 2001） pp. 291ff. 进入 季卫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风险社会 法学范式 。基于上述认识，出于应对风险的考虑，法治的相关制度设计应该在相当程度上注重查明事实、收集信息、检验证据，以便根据具体情境和随时可能出现的新情况采取更符合客观条件的举措。